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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逆力”与“公共性”:乡村振兴的双重动力与衰退地域重建

作者:芦 恒 芮东根  责任编辑:周 洁  信息来源:太阳城赌场官网网址《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9-06-16  浏览次数: 9593

【摘 要】乡村空心化的报道日益增多,以乡村终结为代表的“地域衰退叙事”层出不穷。作为回应,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整体规划。更为重要的是,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深化之处在于乡村动力问题的分析和指导框架的更新。鉴于此,“抗逆力”与“公共性”两个活跃于社会科学的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着力点等方面各有千秋,若将两者的“动态能动性”与“常态反思性”相结合,就能捕捉到当今乡村“风险”与“常态”同在的两大特点,继而促使我们从“风险性的主动应对”和“常态性的公共性营造”两个角度思考乡村振兴的双重动力问题,有利于在“动静结合”之中对乡村面临的自然和社会风险做到“攻守兼备”,真正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性发展。

【关键词】抗逆力思维;公共性重建;乡村振兴;地域衰退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快速城镇化的深入进行,农村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其空心化程度日益严重。典型的省份如河南省,2004年仅空心村闲置的土地至少有250万亩[1]50-52。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唱衰乡村”的地域衰退文化氛围,突出表现为近几年在微信、博客等新媒体上出现的人气十足的“博士春节返乡日记”,一些农村成长的博士春节回乡后看到与城市文明形成强烈反差的农村后万分伤感和迷茫,撰写一些忧思农村衰退现状的日记,从人口外迁、留守老人、农村赌博盛行等外在现象,到农村婚姻脆弱、乡村信任危机、公共文化消解等内部衰败,方方面面都体现出乡村没落。一方面,“乡村衰败叙事”反映出当今中国乡村巨变的一些主要侧面,不乏客观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站在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立场,仍须全面整体看待乡村衰败和终结问题。正如田毅鹏反思“深度唱衰话语”一样,“对走向衰退地域的深度文化批判是必要的,但这种以地域居民为对象的批判,将批判的目标指向地域居住者的一般禀赋及其所依托的大众文化,其批判带有极强的颠覆性,更易堕入基因论的危险,从而转化一种‘唱衰机制’,加深地域的衰退”[2]88-95。可见,此类“釜底抽薪”式的乡村彻底批判在学理上是十分危险的,缺乏整体性和严谨性。鉴于此,笔者深受最近国内学界出现的“乡村公共性重建”研究以及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出现的灾后重建的“抗逆力”研究的鼓舞和启发[345]。本文试图将“风险性”和“常态性”作为目前空心化背景下乡村处境的两大特性,探讨“风险应对”与“常态公共性建设”之间的“有机结合”如何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并随之将对应的“抗逆力”和“公共性”理论作为思考乡村振兴动力的重要框架。

一、乡村衰败与公共性重建

以乡村空心化困境为代表的乡村衰败命题成为地域衰退的典型代表。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村空心化本质上是在“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由于农村人口非农化引起的‘人走屋空’,以及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旧’,新建住宅逐渐向外围扩展,导致村庄用地规模扩大,闲置废弃加剧的一种‘外扩内空’的不良演化过程。既包括农村土地空心化、人口空心化,也包括农村产业空心化和基础设施空心化,本质上是农村地域经济社会功能的整体退化”[6]35-42。总之,此类从经济到社会全面崩坏的地域衰退命题逐渐成为主流话语。然而,这种看似后现代反思性风格的“衰退话语”值得商榷。近几年学界开始反思这种“唯经济论”或“唯人口论”的“单向式问题视角”,认为将单一的经济衰退或人口下降因素引发全面衰退的思维过于充满“适者生存,不适者亡”的达尔文主义色彩,强调应从社会复杂性与中间环节去深入分析,并试图积极引入“公共性重建”这一正向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探讨乡村社会重建之道。

“公共性”是近年来公共管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等多种学科日益关注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其相关的延伸概念也丰富多样,诸如公共领域、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利益、公共空间、公共管理、公共产品、公共行政、服务型政府、公共权力、公民参与、公共精神、公民社会、公正公平等。如此多样的概念在不同学科内的界定和内涵也庞杂不一,但总体而言,在西方社会科学范围内,“公共性”大致遵循两条理论脉络。一是社会有机论前提下的“公共性”理论。该视角常见于社会学和人类学,将特定的社区或地域空间视为不同组成部分相互联系互动的社会生态系统,聚焦于不同主体之间(居民、社区组织、外部政府、外部企业和外部制度环境等)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形成公共精神而进行沟通互动,将系统内部通过公共服务进行保障的“公益性”,以及主体之间共同参与体现的“公民性”,两者达致的一种平衡和谐状态称之为“公共性”。具体机制强调的是公私领域的参与和协作[789]。另一类是政治自由主义前提下的“公共性”。常见于政治学和行政学。该视角将政府通过公共政策以公正透明原则充分保障个体自由权利属性的良性状态称之为公共性,强调“公正性”和“公开性”。该视角将个体或者私人领域在政治文化方面的自由选择和权益视为公共性的核心,在政府与个体、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框架下,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视为发展公共性的动力[1011]

近十年来出现的乡村衰退,自然成为“系统论公共性”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强调和合共生文化的中国,大部分学者也倾向在系统内部不同要素间正反交融中求和谐之道,对于日益严重的农村空心化亦是如此,在村庄内部系统良性互动之中积极寻求“系统公共性”,以此来破解乡村终结之困局。

一方面,从有机体的功能论角度看,学者们重新发现乡村自身能够体现和激活公共性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功能。例如,黄平强调传统宗法制度资源在重建公共性方面的历史功能,主张乡村传统公共文化资源的“再发现”和“再构造”对于公共性构建的重要意义[12]210;吴理财认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质就是建构公共性,公共文化在公共性日趋式微的转型社会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13]67;贺雪峰强调在当今乡村空心化的半熟人社会,村民一方面互动减少,一方面却对公共空间的需求强烈,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重点在于提供有效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公共空间[14]139-152;有学者强调宗族祠堂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性,其功能由传统时期的社会教化和基层治理中心,转变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集体化时期的社会主义乡村教育场所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公共文化空间,更能发挥加强村民横向联系以及农民公共精神的重要作用[1516]。此外,乡村公共仪式也成为研究公共性的整合性和互动性的重要文化形式。例如,李海云强调乡村公共性研究须从中国村落的内在公共性诉求切入,观察这一诉求在村落乡民文化神圣传统中的存身和呈现,通过观察北方农村“烧大牛”仪式的过程,通过营造集体气氛,释放提升意志情感,公共仪式的持续性参与等机制,才能理解中国乡土公共性的具体发生与存在态势[17]36-41

另一方面,从主体的行动与组织化来看,有学者强调乡土组织、乡村公共人、乡村精英等主体的公共参与行为和互动,来分析公共性体现的共同性和合作性。例如,吕方从“中间组织”的主体入手,认为新时期农村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为乡土社会“中间组织”的重建提供契机。通过适当的助力和管理,农村社会组织与其他基层组织形成“共生合作”的局面,再造乡土团结[18]133-138。李山将在农村公共领域内追求并践行公共性的积极者称之为“农村公共人”,强调他们成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19]90-96。叶淑静强调挖掘农村社会“草根性”资源的重要性,重点在于发现和培育农村社区当地的精英,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发掘农村社区的资源和优势[20]。总之,国内学界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即乡村的空心化不仅是人口空心化,关键在于“公共性空心化”,实质在于公共服务的式微和公共空间内主体互动沟通的减少。而乡村公共性的重建自然聚焦于体现公共性的公共服务建设、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以及乡村精英公共精神的培育等方面。可见,“公共性”范式可谓是理解当代中国地域衰退问题的重要理论和思维框架。

二、风险视角下的乡村衰败与“抗逆力”思维

“公共性重建”日益成为中国乡村空心化背景下思考农村秩序重建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框架,对于思考大城市旧城衰败,东北地区衰退等非乡村地区的地域衰退问题同样意义非凡。但无独有偶,在公共性叙事流行于社会科学的同时,工程学、演化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灾害地理学等交叉学科学者也积极在思考衰退地域的治理之道,只不过运用了“抗逆力”(resilience)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该思维和“公共性”,虽然是“一动一静”,但却殊途同归,都讨论的是地域衰退重建的动力问题。下面我们不妨认识一下这一陌生且看似晦涩难懂的领域。

“抗逆力”这一概念的英文原文为resilience,与我们熟悉的“风险社会”密切相关,实际上是一种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思维方式。中国大陆翻译为“抗逆力”,有抵抗逆境的能力之意,港台地区则译为“复原力”;日本和韩国翻译为“恢复力”或“恢复弹力性”。虽然字面上表述不一,单从汉字的“抗逆”“复原”“恢复”等字面上不难看出切入点都集中于“外在风险”,探究个体、家庭、社区、地域等主体在面对外在的风险时,是如何“抵抗”风险,又是如何“恢复”到原来状态,或者在逆境中成长为新的状态。因此,“抗逆力”作为一个风险管理的范式应运而生。因为当今现代性后期的几乎所有社会类型皆处于各类风险之中。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被称为20世纪末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他认为风险的产生来源于工业社会的异化发展在现代性后期颠覆了自身的稳定性基础,即阶层的去传统化,婚姻、亲子关系、性、爱等家庭的基础趋于瓦解,太阳城官方投注网时间和太阳城官方投注网场所的弹性化带来的风险;科学、进步、民主等理念基础面临崩溃,由亚政治领域所掌控。由此产生的风险不同于19世纪到20世纪中半叶的工厂或职业危机。风险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全球化趋势[21]8-9。正如贝克强调“这种批判不纯粹是劝诫性的悲观主义”一样[21]7,其本意并非表达“谈风险色变”草木皆兵式的消极论调,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强调用理性的精神来应对和治疗现代性风险。在此角度上看,“抗逆力”概念的提出也是一种应对风险的自反性理性的典型代表。该概念最早出现在工程学,指一个物体在遭受外力后恢复原状的程度。随后在1973年,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C.S.Holling)在其太阳城赌场官网网址《抗逆力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一文中,较早将“抗逆力”视为积极思考系统自我修复能力的思维方式。他认为“抗逆力决定了一个系统内部各种关系的持续性,是一种测量系统吸收诸多情形变量产生变化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驱动变量和参数并且能够保持承受状态”[22]1-23。此后,“抗逆力”概念拓展到社会生态学、心理学、社会太阳城官方投注网、管理学、演化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地理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逐渐形成一种有较强反思性和能动性的重要范式,被称之为“抗逆力思维”(resilience thinking)。

那么,“抗逆力”对于思考乡村衰败等地域衰退重建的意义何在呢?笔者基于多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衰败社区重建和农村草根志愿者研究的经验,认为当代很多中国地域衰退的问题首先要自觉置于“风险”的框架之下来思考,而不仅是在一个“常态”缺乏冲突矛盾的“温室”环境中进行研究。乡村衰败,东北连片城市棚户区等现象,都首先处于中国巨大转型风险的大背景之中,“抗逆力”本身就在“风险社会”前提下研究社会发展动力,因此一拍即合,但多年运用的“公共性”与强调公私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也是一拍即合,也不能随意抛弃。鉴于此,笔者试图将强调“风险分析”的“抗逆力”和常态分析“公共性”相结合,两者并行不悖,共同作为乡村振兴等衰退地域重建的双重动力,但在分析动力之前,不妨先将两者的各自特色展示如下:

第一,本体论方面,“抗逆力”立基于系统论,“公共性”是一种自由主义和系统论的混合体。“抗逆力”的前提是一种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论,基本假设为,面对风险的主体,无论是个体,家庭还是社区甚至地区,都是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不认为系统与系统之间是单线联系和作用的过程,而是双向甚至复杂性的主动适应过程。因此,“抗逆力”背后作为支撑的是“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s),“其实质是一种演化式思维,挑战了许多传统经济理论的卓越观点。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体现出一种单线的动力且回到静态的平衡。真正的经济状态,其假设并非是一种静态的平衡性整体,忍舫嵌某」偻贰而代之的是双重秩序和复杂性,并且是一种不稳定的不可预测的急速发展和破坏性崩溃的动力”[23]923-945。与“抗逆力”的指向性明确相对的是,“公共性”本身是一个庞杂而不统一的理论集合。若从政治自由主义角度的“公共性”来看,其思维是二元冲突论,认为社会系统的动力在于政府对于私人权益的单一性保障。尽管后期强调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各主体之间的互动联系,但前提仍然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之上。若从有机系统角度的“公共性”而言,其强调系统内部达到一种公私平衡性即是公共性,但其前提立基于一种封闭系统的组成部分之间的“静态拼接性”的平衡状态,较少涉及部分之间的动态适应过程。

第二,从认识论来看,“抗逆力”强调积极的功能分析,“公共性”偏向反思性和批判性。一般而言,“抗逆力”是一种分析风险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功能分析,也是一种积极思维,倾向于积极看待系统内部主体适应风险的能动性。正如布莱恩·沃克(Brian Walker)和大卫·索尔克(David Salt)所界定的一样,“弹性思维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涉及该如何认识那些重要事务的内部系统、联系、阈值和循环,以及事物内部驱动它们的关键所在,它主张理解和欣然接受变化,而不是坚持一成不变”[24]110。非二元性的思维方式势必很难从问题视角,而是从积极正向的角度看待系统内部的能动适应和再生过程。正如马丁(Martin)强调“停滞”的积极性一样,他认为也有一种积极的地区性“停滞”(hysteresis)。“积极的停滞性效果体现在地域衰退之前增长率的恢复,或者持续性高增长率的恢复。体现出积极性停滞效果的地域经济被认为具有高度的抗逆力性”[25]1-32。换言之,一个地区即使是静态性的经济停滞,若存在动态的恢复也被视为具有抗逆力。特别是近几年有学者认为传统系统论的抗逆力忽略了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强调行动者视角的抗逆力(agency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突出个体、家庭、社区等主体积极应对风险的主动性,且强调通过行动主体之间的积极互动形成的开放性网络和新型的复杂性适应系统[26]923-945。相对而言,“公共性”视角主要聚焦于公权力,针对政治上公权力的实施程序,以及道德上公权力的道德自律,进行评判和反思。换言之,公共性从四个方面对公权力进行评判,即以政府为代表的公权力是否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保障共同的利益(公益性);是否在公正原则下分配资源(公正性);在决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是否充分发挥公民的参与能力,是否实现参与的制度化(公民性);在自由表达和决策过程中是否具有开放性和透明性(公开性)。可见,公共性的认识论实质上是一种聚焦于“有无公共性”的批判意识,公共性具有强烈的道德性,是一种反思民主现代性的框架。即使也关注人们的公共参与能动性,但目的在于作为测量是否有公民性,不同于“抗逆力”研究人类主体适应风险的能动性行为与主体性网络。两者在本体论上的差异导致认识论的不同面向。

第三,从着力点来看,“抗逆力思维”的着力点在于立基于应变行为的风险管理模式,“公共性”偏向于常态下的结构分析。“抗逆力”以“社会变迁”为切入点,落脚于如何通过一些“举动”来“抗变”。最初工程学意义上的“抗逆力”强调有压力必定会弹回的“一压一弹”式回应,其举动只有“弹回”。但后来社会生态系统的抗逆力强调多种因素互动之后才能产生相应的“应变举动”,不仅是简单的“弹回”。其中,“适应”(adaptability)和“转换”(transformability)是最为核心的“应变举动”。“适应”指的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种学习和整合经验知识的能力,以调节其对于变动的外部驱动和内部过程的适应力,在现有稳定的范围或中心之内继续发展”[27]20。其强调一种“维持”的“应变”。而“转换”常与“创新”“变革”等词相联系,强调“涅槃重生”式的“应变”,被定义为“一种从稳定的状态进行转化的能力,以变化成另一种不同的系统,旨在当生态、经济或者社会结构使现有结构不能维持之时,能够在本质上创造出一个新系统”[27]20。卡尔·福克(Carl Folke)等人强调积极的转换需要一种抗逆力思维,首先评估面对变化时,现有的状况具有的相对和潜在的优势,形成更加有利的稳定结构;其次培育一种创造新的发展路径的抗逆力,形成一种新的中心[27]20。总之,“抗逆力”强调的是一个将适应和转换进行有机整合的动态风险管理过程。相较于前者的“好动”,公共性“喜静”,较少关注“应变的举动”,强调一种在公益性,公民性,公正性,公开性等方面都处于理性状态的稳定性。尽管也强调公民的积极行动,积极促进公共主体之间的互动和网络,但是在相对“静态”的过程和框架中去进行分析。



三、“抗逆力”和“公共性”动静结合:乡村振兴与地域衰退治理

近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城市化成为我国高速发展时期的标志。同时在城乡和地区发展差异的结构性障碍持续作用的背景下,乡村崩坏的“唱衰话语”也不绝于耳。但令人鼓舞的是,乡村衰败并非“只破不立”,“乡村振兴”成为新发展纲领,提升到新时代的国家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学者解读“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度和创新性,称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化版。其创新之处在于,“用‘产业兴旺’替代‘生产发展’;用‘生态宜居’替代‘村容整洁’;用‘治理有效’替代‘管理民主’;用‘生活富裕’替代‘生活宽裕’”(1)。可见,“乡村振兴”的确是化解乡村衰退困境的新型发展理念和模式。进而言之,“乡村振兴”的创新之处应在于思维方式的彻底转换,并非只是一些词汇“提法”的变化和具体做法的改进。因此,“抗逆力”和“公共性”等思维框架的一些理念和内容可以运用到“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之中。

“抗逆力”思维的关键在于“主动抵抗”逆境,体现为主体抵御风险的能动性和过程的动态性。“抗逆力”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测量和操作化的动态过程。由奥洛克(T.D.ORourke)提出的4R成为国际上较为通用的抗逆力测量方式(特别是在宏观层面的社区抗逆力方面),即内固性(Robustness)是指系统没有在衰败或丧失功能的情况下,具有内在的优势来抵抗外在的风险;储备性(Redundancy)是指在压力下允许变化,可供选择和可替代的系统资源;资源动员性(Resourcefulness)是指在突发情况下动员所需资源和服务的能力;快速性(Rapidity)是指克服困境的速度,以及安全,服务和资金得以恢复的稳定状态[28]22-29。抗逆力的4个操作性指标实际上也是抵御外在风险的4个动态阶段。再加上奥洛克分别在技术、组织、社会、经济等维度来分析抗逆力的四个动态过程。若将此运用到乡村振兴战略,则体现为4维度上抵御困境的动态阶段。



第一阶段为挖掘自身的内固性阶段。对于乡村振兴来说,精准扶贫是其重要基础。而精准扶贫首先要有风险意识,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技术和经济规模,而非一刀切式盲目进行技术和经济投入。在技术和经济上并非提倡有机农业就等同于精准扶贫,一些地区的自然条件、农业人工成本、技术成本等达不到有机农业标准,盲目上马的话,风险会接踵而来。反而是一些濒临失传的种植方法或老品种能够抵御风险。例如有报道说六叶茄、北京棍豆、北京秋瓜等老品种重返田间进行种植,其稳定性足以抵御外来风险,增加了农民的收入(2)。可见,我们应重视挖掘乡村传统内在的技术优势以促进村庄抗风险的稳定性。此外,在组织和社会层面,其稳固性体现在农民的组织化和认同感。农民的组织化一方面表现在政治性的民主自治方面。例如贵州省九溪村在出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危机和公共治理危机之时,行使具有经济互惠、社会互动和公益职能的民间“会”传统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建立“四老会”“帮扶会(钱会)”“老协会”等组织,参与农村的民主自治,公共产品生产以及公共治理[12]255268。另一方面,表现在公益服务方面。除了参与乡村公共政治管理的组织之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纯粹是农民自发形成的“农民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乡村的公共服务和公益领域。笔者从2015年来一直深入研究的吉林省扶余市农民“精神文明志愿者组织”即是典型。该组织最先在20世纪90年代由精通多种手艺的乡村木匠自发形成。服务范围从修葺村道,美化村屯环境逐渐扩展到抗灾扶贫,自编自演小品和讲座宣传传统文化,自建农村大院开展农村公共生活等方面,逐渐成为拥有3000人遍及60个村屯的大型农民志愿组织。在抵御风险方面较为典型的例子是201833日,扶余市连续三天遭受雪灾,农民志愿者们积极行动分班分组或者发动家庭成员参加清雪劳动,仅用一个小时将乡路打通。除此之外,扶余市的农民志愿者组织逐渐名声在外,受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注,普通农民认为获得了成就感并实现人生价值,也感染其他在外打工的同村农民回乡参与志愿者服务中来,在互帮互助中重建乡村公共精神,逐渐抵御了乡村人口外迁空心化和道德崩坏的社会风险。

第二阶段为储备性阶段。抵御风险除了挖掘自身内部优势之外,还涉及到各类资源的储备性和盈余性。在技术和经济层面上,农村精准扶贫需要考虑在当地投入粮食或经济作物之后,出现突发状况或种植失败时,是否有替代性的技术保障和额外的经济资源。例如,笔者团队在对精准扶贫的调研中发现,一些基层对口扶贫干部主张将扶贫重点聚焦于农村中等大户,在实行政府推广的新品种扶贫项目时,大户可以用本来富余的土地来“试错”。其他的土地仍然坚持老计划。因此,从储备性角度上看,将扶贫重点倾向于有技术和经济资源储备的种植大户,项目成功时能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失败时也能抵御风险,将损失降到最小,达到“攻守兼备”的效果;在组织和社会层面,特别是灾害频发地区,设立灾害管理的应急替代性部门,同时储备灾害应急的住房等各类资源。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非自然风险的乡村公共治理风险,在组织和社会层面也注意储备资源。例如,湖北省秭归县在村落治理方面实行“一长八员”制度,可视为乡村公共治理风险管理的储备性资源,该制度扩大村委会规模,成立村落理事会,由村落理事长和八位理事组成(经济员、宣传员、帮扶员、调解员、维权员、管护员、环保员、张罗员等“八员”)。在全县选举产生9347名,这些“编外太阳城官方投注网队”在当地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益事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29]281

第三阶段为资源动员阶段。“抗逆力”主动抵御风险的特点在于对资源的动员和吸收方面。该阶段不仅局限于社区内部的资源动员和链接,也体现在外部主体和社区内部之间互动中形成抵御风险的资源。除了技术和经济层面是人们普遍关注的方面之外,值得注意的是组织和社会层面如何具有应变困境满足人们特殊需求的能力。近期西方抗逆力研究从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 perspective)的角度主张抗逆力产生于行动者发挥各自能动性之后互动产生的网络之中[30]28。由此看来,资源动员来源于各类主体的能动性行动结成的网络之中。典型的例子为外来民间治沙协会与当地农村居民合作共同抵御土地沙化风险的吉林省通榆治沙协会。当地农村社区自身没有资源和能力处理100公顷沙地,而外来正式注册的环保治沙协会刚开始不能完全说服当地居民合作治沙,而是通过一些主动策略,即遵从乡土逻辑利用社区的人情互惠原则,积极参与当地的红白喜事力所能及地给有需要的村民帮工。一些接受过帮工,关系较好的农民便开始在农闲时主动做一些简单的治沙太阳城官方投注网。此外,该协会将治沙示范区植树的木材作为与农民的共有财产,收益五五分成,签订合同形成合作关系,积极调动当地农民的参与,最终广大农民在经济实用理性之外,形成自愿治沙的公共志愿精神,自愿动员当地居民参与抵御沙化风险的行动[31]194-203。可见,抗逆力的形成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主体之间能动性的互动与协作,资源的动员即是在这种动态的互助合作中得以聚集和分配。

第四阶段为快速应对风险阶段。应变的速度虽然被视为最后的阶段,实际上贯穿于抗逆力的整个阶段,抗逆力的内构性、储备性、资源动员的效果都需要时间维度来进行衡量。抗逆力一方面需要技术和经济层面的事先预估风险发生后恢复的时间和速度;另一方面,组织和社会层面的组织结构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以及协作网络中的信息传递反馈的速度等都是评估抗逆力强度的关键因素。例如,上述吉林省通榆县治沙协会仅用了16年把1500公顷沙地变成绿洲。但是对于当地农民而言,种树退沙的效果仍然很漫长。因此,治沙协会除了改进技术,还在经济上强调短期的经济效益先满足小农的实用需求,以利益促进农民做公益的积极性。再比如草原牧牛项目,协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恢复的草原提供给牧牛户放牧,但牧牛户必须以加入草原志愿看护对作为回报,农户积极参与到草原的看护太阳城官方投注网中,是因为切实感受到草原保护给社区带来的经济实惠[31]194-203。可见,“短期”的经济效益与“长期”的环保恢复计划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可以在一个广为、广泛的组织系统中达到互动和平衡。

行文至此,似乎一个村庄经历了以上四个阶段,在技术、经济、组织和社会等方面发挥主体能动性就能快速抵御各类风险,形成一个内部平衡的适应系统。但是只靠动态的抗逆过程很难自动使地域社会形成稳定的内部秩序,只能是成功抵御风险后的“重建”或“再生”,还需要“公共性”的反思性框架来评估抵御风险的效果和构建“再生基础”。换言之,衰退地域的真正重建需要“抗逆力”和“公共性”的“动静结合”,方能夯实地域再生的内生性基础。“公共性”近年来成为社会科学的热门话题。总体来说,国内的公共性研究大多聚焦于概念考据、理论或功能的分析,较少从实证的角度将“公共性”作为一个实践框架进行操作化和量化。在公共性的量化研究上,韩国学者走在前列。2014年的“世越号”沉船事件(3)标志“公共性重建”无论从学理上还是政策实施上都提上议事日程。为此,“公共性”的操作化和指数化成为韩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界的重要任务,以作为评估政府的公共政策能力以及民间组织公益性的重要依据。韩国首尔大学的丘惠兰较早对此进行探索。如表3所示,她在借鉴西方公共性测量的基础上,将公共性操作化为四类二级指标:第一类经济物质层面上的公益性,是指维护共同利益的国家和私人领域的资源投入和分配程度,主要体现在政府在社会支出、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等方面提供的公共服务;第二类价值层面的公正性,是指获得资源和分配以及再分配的均衡性,具体是指收入两极分化、就业性别分化、健康分化等社会公平程度;第三类社会层面的公民性,是指解决公民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公民参与能力和制度化程度,具体是指法制程度、社会共识和沟通程度、公民的参与能力、社会组织强度等;第四类政治文化方面的公开性,是指表达想法的自由程度和决策过程中的开放性和透明性,具体体现在政府信息的透明度、腐败认识程度、舆论媒体的多元性等。



如前所述,“公共性”视角主要倾向于监督公权力实施及其道德自律的反思性,公共性的具体操作化指标不仅用以测量公共性的具体程度,也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维度监督权力的分配是否公正的主要框架。质言之,“抗逆力”倾向于一种客观的“过程性”,而“公共性”则带有更强烈的“道德色彩”。在一个公共性较弱的社区,尽管客观上表现出较强的抗逆力,如果是抗逆力的分配不均等,等同于另一种形式的两极分化。即同一区域内一些阶层具有抗逆力,而另一群体不具有拥有抗逆力能力的基础条件。诚如穆里尔·寇特(Muriel Cote)和安德里亚·南丁格尔(Andrea J. Nightingale)强调一种“情境性抗逆力”(situated resilience)一样,认为“传统生态性抗逆力的致命缺陷在于当运用到社会领域时,不去追问权力和文化在适应能力的角色,或者不去分析是什么的抗逆力,或者当我们把抗逆力运用到社会领域时是为了谁培育抗逆力?……情境性抗逆力分析除了围绕价值来获得动力,也包括平等和正义,它们使得我们去追问哪些抗逆力是可取的,以及抗逆力是否或如何凌驾于其他人之上”[33]。可见,“公共性”可视为评判抗逆力的“情境性标准”,抗逆力是在公共性的四个维度中实现其从适应到转换的能动过程。具体到乡村振兴而言,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治理有效”等目标,都需要公共性的保驾护航。经济和环保方面的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不仅是村庄内部之事,而是立基于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充足性和公正性(公益性,公正性);“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需要所有村民群体的民主参与,上文提及的“四老会”“帮扶会”“一长八员”“农民志愿者组织”“农民草原志愿看护队”等农民组织化参与乡村治理和乡村公益,充分体现了公共性的公民性是培育抗逆力的核心所在;最后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化(公开性)也是抗逆力的重要保障,若是资源分配过程中的信息不公开,只是一部分人形成抗逆力,抗逆力本身则会导致社区内部分化和瓦解,其本身没有公共性的结构性保障和价值依托,再谈抗逆力则失去意义。总之,乡村振兴话语自身应包含“风险应对”和“公共性反思”的两种考量,两者动静结合、共生互促、相得益彰,最终为乡村的“振兴”提供双重动力。

四、结论与讨论

以乡村崩溃为代表的地域衰退话语近几年在媒体和学术界呈现燎原之势。但正如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是为了促进人们反思现代性,并非渲染耸人听闻的恐怖气氛和消极情绪一样。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也应沉着面对衰退风险,希望重新唤回理性的光辉照耀大地。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者积极挖掘“公共性”的理性基础,并将此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视角;另一方面,以人文地理学、演化经济学、生态社会学者为代表的“抗逆力”学派,以“风险”为切入点,强调个体、家庭、城市、乡村、地区等主体能够在复杂情况下通过适应和转换等能动过程主动应对风险的挑战。国内以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契机,学界也逐渐重视灾后农村的“抗逆力”培育。受此启发,笔者尝试将两者结合来探讨目前衰退风险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动力结构和机制问题。本体论、认识论、着力点等方面,抗逆力以“动态风险管理”见长,公共性的优点则在于“常态性的结构性反思”。若将两者“动静结合”应用到乡村振兴战略之中,“抗逆力”的能动性和动态性可以分析衰退乡村运用自身优势克服风险的具体过程和机制;同时,“公共性”自身具有的反思性和道德性也成为评估抗逆力有效性和价值性的重要因素。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抛砖引玉。尚存一些有待推敲之处;例如,公共性中公民性强调公民参与的主动性,与抗逆力过程中抵御风险的能动性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和区别?抗逆力中的行动者网络视角(ANT)认为行动者除了包括人类行为之外,也包括非人类的客观物质表现出的能动性[31]28。例如,农作物老品种的稳定性和多样性也会促进农村抵御风险能力的增长。但这种客观物质的能动性如何与人类行动的能动性进行互动才能真正推动乡村的发展,这些都是下一步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总之,“公共性”和“抗逆力”是一个充满魅力和前景的领域,值得我们为伊消得人憔悴,继续深入探讨乡村振兴之外其他衰退地域的重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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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Muriel Cote,Andrea J.Nightingale.Resilience thinking meets social theorySituating social change in socio-ecological systemsSESresearch.Progress in Human Gegraphy20124):475-489

注释:

[1]李周.人民日报大家手笔:深入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人民网,http//opinion. people. com. cn/n1/2018/0205/C1003-20

[2]王蔚萍.消失20多年的老品种回来了.中国财经网http//finance. china. com. cn/roll/20160808/3848207. shtml

[3]2014年417日,韩国“世越号”号客轮在韩国全罗南道珍岛郡观梅岛西南方向约3公里海上沉没。该船载有476人,其中包含修学旅行的高中二年级学生325人,船员20人,最后导致295人死亡,172人受伤,9人下落不明。随着该事件的继续发酵,人们问责的不仅是客船公司,直接指向韩国社会的公共性危机,即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的不作为,民间组织的利益集团化等。